考研--城市笔记人

在网上结识了一位一心想考清华的学生，去年过了录取线，但排名就差了一两位。他告诉我时，让我觉得这考试真残酷。一分两分，能把一个年轻人按在宿舍里，再啃一年的馒头、笔记、夜晚的星星。他倒很欣慰，仿佛看到了曙光，当即就决定今年再考。如今，该是知道成绩的时候了，却没了消息。愿他如愿。

前天，有位学工业设计的大三的学生来信，问我考建筑好，还是考工业设计好？两个学科，他或她都喜欢。。。。。再往前，有同学在犹豫，要不要工作一年后，出国读研。。。。。。

这些消息都跟考研读研有关。有时，翻翻那些题目，我想，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定一定地是考不上了。如今的学子们，历史精深，政治宏大，外语嘎嘎地，设计美美地。。。。。再回到他们中间，端的是灰头土脸。我们当初考研时，肯定跟就业无关（因为我毕业的那一年，全国来同济要人的比例，是1个毕业生，48个单位，不是规划局就是设计院），考研也跟挣钱基本无关（那时的研究生和大学生毕业之后的工资，该也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先工作的人一定先挣钱，或者发达在先），考研跟家长的期待未必关联（起码在我家，母亲希望我毕业之后就从上海回来。当我告诉她，我考上的教委公派资格时，她轻轻地说了一句：读读研究生也就算了，干嘛要去那么远？）。母亲的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在整个准备考研，准备出国的过程中，似乎、也许、大概，就没有想到过这也是件跟母亲有关的事情，我甚至忽略了，这将是一次漫长的远行。那时，总对遥远和未来充满期待。

我赶上了第一批研究生班，赶上了第一批推荐免试。就顺利地留在了同济。那年秋天，路过校门口的报纸栏，看到当年招生计划，赫赫然看到我们专业有了去加拿大的名额。当时的教委似乎有个什么全球战略，在各个学科和各个国家之间，轮换着派留学生。我们赶上的是“加拿大”。正巧那天四平路上搞国庆巡游，路上戒严，几个老外被堵到校内，一碰瓷，居然来自多伦多，就开始用蹩脚的英语，壮着胆子一顿神侃。想着那个市政厅，心里就泛起了若干想法。。。。。

报名、复习，一切如常。等领准考证时，才发现没有我。去校办一问，主办老师说，我们查了一下档案，发现你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免试生的名额里了，以为是系里搞错了，就把你给划掉了。我急了：老师，求求你，赶紧给我办个证吧！老师：那你可要晓得，如果考不上，连免试资格都没了的！啊。那一刻，觉得额头有津湿。原来，冒险是有代价的。横了横心，对老师说，那我要是考不上，我就真不要这个名额了。

出了校办，天很蓝，心很低。真切感觉到，人生的轨迹好像真就在那个岔路口上要分道扬镳了。往左，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往右，很保险，也没有什么波澜。抉择在校办里就已经做了。可走出来时，似乎才开始为通向之前的抉择做起了准备。到底年轻，自以为看透了中国的平静将永远下去。挣扎了片刻，就老老实实复习去了。

很多年以后，再回想起那一刻，我并没有后悔，但也不再觉得那是什么关键性的时刻。实际上，我们班上，刚毕业，就有去规划局上班的同学被派到了波兰。在我培训外语时，就有同学去英国半公半读开始了硕士学习，很快就直博，最终比我早2年毕业。接着，出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愿意出去的，不愿意出去的，干本行的，改行的，里里外外地活络起来。90年代聚会时，活跃在南方的同学，多已功成名就。反倒是我，仍然是个背着一堆书、一堆学位、却不知该停下还是该继续的赶路人。

人生在某个岔路上真是向左向右。10年一过，很难说，左右不相逢，左右不颠倒。有一次跟C老师聊天，我就跟C老师说，如果让我再做一次选择的话，我读硕士就跟C老师读中建史算了。这些名词多、文献多、需要导师一对一教授的现场类的知识，越早越好。然后，再出去读那个人类学的博士。嗯，要说有一个决定令我至今心满意足的话，真就是我从埃森曼、柯林罗、塔夫理的圈子出逃的经历。仿佛到别人的战场上看了一场大戏，回来后，就晓得这些理论家们的戏法似的。

我不是完全理性的人，也就不太会分析局势，不太适合给别人支招。

对于那些考过了研、拿到免试资格的同学，考过了研、暂时没有考上的同学，不准备在国内读研、已经开始读西班牙语的同学，出了国正在读研的同学，读了研正在思量着归途的同学，我想，我还是能够体会学生的那种纠结和挣扎的。想说什么呢？无论选择了左，还是选择了右，在一个如此沸腾的时代里，很难说，我们的未来会从此平静，会一条路，从此就看到了头。那曾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幻觉。

对考研的同学有什么希望吗？我倒是希望，那些智商高、才情好的同学，祝你们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傻的人，因为只有傻一点，你们的聪明才智才能转化成为人生的智慧和学术的洞见；对于那些比较放任自流、学习偏科因此考试考得“此起彼伏”的同学，希望你们能平衡平衡自己的心态。大学之为大学，因为在资源上，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师资配备。我们越不喜欢的学科，可能是我们未来最最需要的养分，而早早地抛弃它们，可能也是自己约束力差的体现；对于那些考研不得法、设计也不得法的同学，我想说，大半的原因出在了教育的背景和自己的成长经历上了——前提是，学生很努力，智商很不错。这样的学生很适合出国去看看，或是先工作几年。不得法，就是机缘未到。到时，过去的努力就会结出果实。

最后，对那些根本就不想考研的同学。祝贺下。如今的大学都在拉长学制、在赚学生家长的血汗钱、使得读硕士相当于过去的读大学一般，因此硕士已经成了就业的必备。但我还是觉得，设计主要在于实践。一人一天24小时。8小时睡觉。剩下的，就那么点儿时间。都拿去读德勒兹、埃森曼了，那动手的时间就所剩无几。除非想当理论家，否则，学位越高，离设计越远。包括本人在内。








附言：多去感受真实的基地、做实体的模型
我的这一劝告，是送给建筑学考研的同学。因为我看到，如今好多在同学作品集里的木质模型，再看，都是电脑画的，基地的模型也是如此。

我相信电脑的能力——它就像是迷幻药，一旦被学生掌握，就能抹平A学生和B学生之间在动手能力上的差别。让做得好的，和做得差的，画得好的，画得差的，都看上去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东西骗甲方和领导不错。骗自己比较无聊。

在所有的建筑训练中，最为靠近真实建筑过程的，就是做实体的模型。线图是两维的，而且，构造线图表达的是技术程序。设计的平立剖记录的是设计成果的尺寸而已。我推崇图上的工作，因为在广义上，我们会看到斯卡帕是怎样把绘图——尤其是草图——作为思考的过程和艺术创作的工具的。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比做实体的草模更类似于建筑了：它是三维的，不是两维的；它是有质感的，不是白纸那么单一；最为关键的，是草模是困难的，它需要手眼心的劳作，劳作，就调动了人体全部的潜能。相比之下，线条太过靠近“美学”，线条来得太过容易，它们的培训，会让学生越发以为建筑就是审美，就是将某个思想的种子转化成为几何图像。这是一个特别的误区。

如果现象学真正在建筑教育上教给我们什么，那就是，要克服设计的美学化，克服设计师身体与建筑之间和使用者之间的隔离，设计师最好向工匠和使用者延伸一步。虽然模型不是盖房子，但，两根木杆相互交接的困难，已经很像两根I beam 交接时的困难了：你怎么样让它们交接，为什么这么交接，在模型上是用胶粘，在工地上是铆还是焊？这些困难，仅仅做线图的训练，就很容易被师生们绕过。尤其是电脑上，一渲染，就省了真实的过程。电脑渲得越真实，距离真实的建筑和建造可能就越远。

梅洛庞蒂反复提醒我们，人的思考过程非常复杂，多数的时候并不像笛卡尔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构成一种从身体接收外部刺激到大脑中枢处理再始发信号的这种等级化循环。手，是有思想，有感觉，有能量的。它既能够跟大脑协作与对话，也有自身的习惯，甚至某些下意识。它甚至该有某些自己的语言。这就解释了为何雕塑家总喜欢拿捏着一堆泥巴，看似毫无目的捏来捏去的喜好，也解释了为何西扎这一代建筑师从喜欢速写、划拉、涂鸦。。。。。他们都从时而放松时而警觉的劳作中，既获得快感，也获得灵感，当然，也耗去了他们过剩的能量。

欧洲一流的建筑学院至今都保留着让建筑系的学生不断调动身体的传统；而中国二流三流的建筑学，把建筑的基础培养，改成了效果图。